在这次手术中，转基因猪的肾脏并没有直接移植到人体中，而是附着在受试者大腿上部和腹部外侧的血管上。图片来源：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官网

“这不是科学技术的进步，而是伦理上的突破，但具有明显的预测临床意义。”

世界首例将猪肾植入人体的器官移植手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教授、中华器官移植杂志主编陈中华作出上述评价。

10月19日，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移植外科教授蒙哥马利团队宣布，他们已成功将基因编辑的猪肾移植到脑死亡者身上。

移植后没有出现超急性排斥反应，尿肌酐水平下降，正常“工作”了54小时。

“效果甚至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好。”实验结束后，蒙哥马利兴奋地说。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此次手术是器官移植史上的一个重大里程碑，也为未来潜在的异种移植带来了希望，有望解决目前供体短缺的问题。

正在“看”新闻的公众也希望，在未来，人类可能希望实现器官移植捐献者的“自由”。

不过，陈中华告诉中国科学报，严格来说，这并不是真正的临床异种移植，只能说是介于动物实验和临床研究之间的一种。 “亚临床试验”——由具有相关资质的医务人员对脑死亡但有供氧且循环良好的呼吸机的受试者进行的异种移植亚临床试验。

这种特殊模型的建立和实验研究是非人灵长类动物试验与临床研究之间不可或缺的“桥梁”。

蒙哥马利和他的团队进行了移植手术。图片来源：乔卡洛塔

器官捐献者缺口巨大

如今，器官移植已被社会普遍接受。它是解决许多终末期器官衰竭问题的非常有效的手段。数以千计的临终病人摆脱了死亡的阴影，他们的生活还在继续。

“随着有效、安全的免疫抑制剂在临床的推广和使用，器官移植越来越受欢迎，尤其是心肝肾移植的数量逐年增加增量。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修殿荣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该院最长的肝移植患者已存活21年，免疫制剂的使用已达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剂量。

遗憾的是，国内外器官移植存在巨大差距。

有关统计显示，我国每年有超过30万人发生器官衰竭，需要进行移植手术。但是，受器官来源、经济条件和医疗条件的限制，每年只能接受约10,000人移植。

据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主席黄洁夫介绍，自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公民自愿捐献器官已成为中国器官移植的唯一合法器官来源。

“虽然近年来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的数量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但仍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

异种移植能否成功避免超急性排斥反应

“如果基因编辑的通用不育动物器官能够移植到人身上，器官供体短缺的情况将大大改善。”陈中华说，因为猪的器官大小，比如心脏、肾脏、肝脏等., 与人类相似，可以执行相似的功能替换。

此外，猪是经济且大量生产的动物。它被认为是器官捐献者的理想来源。

但人和猪的区别在于，猪比人多一种蛋白酶，可以将α-Gal基因置于细胞表面分支糖链上，使人体免疫系统利用α-Gal作为攻击信号。

“这也是异种移植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超急性排斥反应。”陈中华说，所谓超急性排斥反应，是指器官移植后几分钟、几小时内出现的急性排斥反应。

然而，基因编辑技术的出现，似乎为异种器官移植带来了“曙光”。

早在 2003 年，美国的 Revavicor 就创造了世界上第一只敲除 α-Gal 的克隆转基因猪。

此次行动中使用的猪是通过基因技术敲除可引起免疫排斥的α-Gal基因的猪。

修殿荣说，这个手术确实表明，Knockout α-Gal可以逃脱超急性排斥。

但引起超急性排斥反应的靶点不仅是α-Gal，还有CMAH基因和β4GalNT2基因和ASGR1基因等。

“敲除所有相关基因，或许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异种移植的超急性排斥反应。”

另外，肝脏功能复杂，仅就蛋白质的合成而言，动物肝脏合成的白蛋白与人的白蛋白并不完全相同。因此，在修殿荣看来，异种移植的真正实现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主要是伦理上的突破

陈中华对相关媒体称其为“世界首例”持保留态度。

他认为，这个实验的结果没有经过同行评审，也没有在官方医学期刊上发表。就媒体提供的有限信息而言，只能说是建立了高于顶级动物实验（非人类灵长类动物）的新模型。

中国科学报记者也在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官网注意到，该手术并未将转基因猪肾直接移植到人体中，而是将其附加到受试者身上。大腿上部和腹外血管覆盖有防护罩，便于观察和肾组织取样。

研究人员在 54 小时后移除了受试者的呼吸机，标志着实验的结束。

“这个模型统称为体内灌注，无限接近体内移植。”陈中华说，早在2018-2019年，他和蒙哥马利就在美国移植大会上瞄准了这个子课题。深入探讨了临床模型和研究，并向国内同行进行了详细通报。

同时，他也在国内相关移植中心进行了精心部署。 “去年底，我们已经完成了周密的规划和相应的准备工作。”

陈中华认为，就医疗技术而言，这种手术难度并不大，为什么2到3年后才有可能？造成这种情况的最重要原因是伦理障碍和在知情同意的前提下搜索和收集标准测试。

在美国，脑死亡是终止治疗的法定标准。虽然我国对脑死亡的临床判定有自己的医疗标准和规范，但普及应用仍缺乏相应的政策、法规和法律支持。

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学院张迪副教授告诉中国科学报，异种移植的安全性还需要考虑跨物种感染对个体和人群健康的影响。

例如，研究表明，动物携带的一些病毒和细菌病原体在携带者体内不会发生疾病，但它们可能对人类致命，或者它们可能与人类病毒有遗传关系。产生新病毒的重组导致流行病的出现和流行。这不仅会影响接受者的个人健康，还可能威胁到人群的健康。

此外，跨物种移植还涉及人的尊严、人格认同、技术可及性、动物福利等问题。 “异种移植的接受者可能会认为他们不再是人类，不再是以前的自己，而是变成了另一个人或物种。”张迪说。

“我们不能永远待在实验室里”

当然，器官移植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除了供体短缺外，还有高昂的费用和急性排斥反应。 , 免疫抑制剂使用的副作用和免疫抑制剂使用后的感染问题。

“部分患者器官移植后远期效果满意，但部分患者会出现原发病复发。此外，移植后患者的长期管理和随访也不容忽视。”修殿荣说道。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给人类带来进步的同时，也会产生新的问题。虽然目前还无法预测动物器官最终应用于临床会出现哪些问题，但应该提前做好相关科学研究，讨论技术引发的伦理道德问题。法律和社会问题。

例如，动物器官植入人体后的长期反应是什么，动物基因对人体的长期影响是什么。

“但我们不能永远待在实验室里，我们必须迈出一步。”

陈中华说，科技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必然会提高伦理道德。高要求和高道德标准引导科学技术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但最终目标是为人类健康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