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所百年老校，河南大学主校区位于20世纪初中国科举末期——河南贡园。校园的现代建筑群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河南贡园位于古都开封。在这里，河南大学发展了一个多世纪，建立了两个校区。不久前，河南大学在庆祝建校109周年之际，正式开设了第三个校区——龙子湖校区。不过，这个校区不在开封，而是在距开封不到100公里的河南省会郑州。

这意味着河南大学已经成为省会办学的大学。有人称这种大学为“省会大学”。

如果回顾近年来国内高校布局的变化，你会发现像河南大学这样将触角伸向省会或省内大城市的高校正在逐渐增多，而这种现象是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我国高校整体布局的事情。

过着“省会”的生活

事实上，河南大学并不是今年唯一搬到省城的大学。

8月26日，山西师范大学在其官网发布了《山西师范大学医院招聘公告》。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公告招聘的学校医务人员不在山西师范大学原校区——山西省临汾市工作，而是成为省会太原。这标志着传闻已久的山西师范大学迁往太原的终结。

此前，早在2019年，原位于晋中市的山西农业大学与位于太原市的山西省农科院就联合签约改革。合作后更名为“山西农业大学（山西农科院）”，分为晋中和太原两个校区。联办机构改革一年后，山西农业大学也将注册地改为太原市.

在华北地区，石家庄市今年7月发布新闻稿，提到要推动河北工业大学在石家庄建设研究生培养基地。 8月2日，河北工业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揭牌仪式在石家庄举行。伴随着这些动作，河北工业大学返回石家庄的消息在河北人的朋友圈里铺天盖地。

在安徽省，安徽师范大学已于今年1月与合肥市人民政府达成合作协议。拟将合肥肥西师范学校并入安徽师范大学，在芜湖办学。世纪安师范大学成为“省会大学”。
……

为什么这些原本发展在非省会城市的地方高校开始“向往”省会城市的生活？

在长期关注国内大学布局的辽宁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刘国瑞看来，国内很多大学落户非首都城市是有历史原因的。

“首先，在20世纪50年代工业化建设阶段，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出现了大量的城市、企业、大学共生，这在东北非常明显。”

刘国瑞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在“大三线”建设期间，由于国防需要，中国在后方建设了一些与国防工业相关的高校； “文革”期间，由于中央采取工农办学措施，一些高校也迁往偏远城市，再也没有回到省会城市。

此外，在80年代，我国出现了市立大学的趋势，导致许多地级市设立大学。

这些措施几乎都是基于政府的监管需要，这也是改革开放前后我国高等教育布局的一个重要特征。

“影响高等教育布局的因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需求决定大学价值，资源决定大学能否生存，需求和资源构成的空间决定大学是否在行业中具有独立地位。系统。”刘国瑞表示，在计划经济时代，上述因素可以通过政府调控来平衡。此外，地区间收入差距并不大，城市对大学生存发展的影响也不是特别突出。

因此，在政府的统筹和控制下，各地区形成了稳定的城市、产业、大学之间的关系。

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调控方式的调整，这种关系在一些地方发生了变化。

打破平衡的因素

采访中，记者粗略统计了太原和临汾两市、郑州、开封这4年的GDP变化。

结果显示，2017年至2020年，太原市全年GDP大致分别为3382亿元、3884亿元、4028亿元、4153亿元。相比之下，临汾全年的GDP大概是1320亿元、1440亿元、1452亿元、1505亿元。

如果逐年减去两地的GDP，你会发现GDP总缺口从2062亿元扩大到2648亿元。

与太原、临汾相比，郑州与开封的差距更为明显。据粗略统计，四年间，两地年GDP差异从2017年的7195亿元上升到2020年的9632亿元。

“地方高校向省会迁移现象主要出现在新世纪，背景是国内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导致区域间经济差距拉大。其地位和作用是变得越来越突出。”

对此，刘国瑞分析，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资源配置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需求、资源、空间三要素的平衡被打破，大学的生存和发展越来越受到地域环境的影响。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别敦荣在采访中也表示，除长三角、粤港澳外，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省会城市和一般城市都是差距还是很明显的。在当前一流的建设和各种排名的推动下，地方高校希望在更及时、更有利的地理环境下办学。因此，高校向省会城市迁移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任何一个学校领导都会有这样的想法。这是一种内生的动力。”

相比之下，山西、安徽等地的高校正在挤入省会城市。与此同时，在长三角、粤港澳等地区，几乎相反的大学布局也在进行中。以广东省为例。目前，我省正在大力推进深圳、珠海、佛山、东莞等非省会城市高校建设。

其实，早在几年前省政府公布的《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中，就明确提出要加强粤东、粤西、粤北高校建设，多方支持。应采用的方法。 ，促进高等教育资源向中等城市和产业集群下沉。

在苏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崔玉平看来，广东、安徽、山西等地的情况恰恰代表了中国大学目前正在经历的两个不同的整合阶段。

崔玉平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中国高等教育一体化的进程始于上世纪末，最初是以“大学城”的形式出现的。

但是，这种形式只是在物理空间上将高校聚集在一起，更像是高校的“聚集区”，并没有起到“融合”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与随着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高校也开始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资源。

“中国大部分省份，中心城市和非中心城市仍处于‘高低聚集’的空间状态，空间集聚效应仍占主导地位。对于发达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他们已经处于‘高高聚集’的空间状态。”

崔玉平说，这些地区已经从大学空间集群阶段走向整合阶段。此时，辐射、扩散、溢出效应开始占据主流，想做大做强的高校开始向外围扩张。 “但是，这仅发生在该国的一小部分地区。”

应注意的财务杠杆

我谈了如何看待目前高校向省会城市迁移的现象，受访专家的态度比较一致。正如崔玉平所说，“从大学和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我同意这种迁移。毕竟，通过这种方式，大学可以更方便地获取各种资源，地方政府也可以聚集更多的人才。

但是，从全国高校的空间布局来看，这种现象不利于全国高等教育资源的均衡分布。”

目前，我国已开始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在之前的一篇文章中，别敦荣总结了大众化阶段的一些特点，包括公平性。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过程是逐步让所有适龄人口都能接受高等教育，这是公平性特征的重要体现。目前我国仍有一些人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大致包括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学生、辍学的学生以及因自身原因没有机会接受完整的基础教育的学生。”

文章指出，上述群体大多位于偏远农村贫困地区。未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要任务是如何解决这些人接受高等教育的问题，彰显高等教育大众化重视公平的特点。公平程度越高，高等教育越发达。

显然，中心城市的高等教育资源过于丰富，不利于上述人群接受高等教育。

“我们必须考虑另一个问题。”别顿容说道。以临汾为例，山西师范大学搬迁后，临汾是如何解决高等教育发展不足的问题的？重建高等教育体系？而一旦“重击鼓声”，它的会消耗更多资源吗？但是，新建大学要达到现有大学的办学水平还需要很长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当地政府应该怎么做？

“在这个问题上，政府能做的其实很简单，就是在财政拨款上给予外省省会大学更多的支持。”别敦荣坦言，因为相对而言，非省会城市政府资金匮乏，不具备省会城市的优越地理位置。因此，非省会高校只有加大投入，才能在办学上具有一定的优势。

“如果公共财政做不到这一点，非省会大学与省会大学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前者的迁移动机也会增加，这是自然的”

在当前地区间高等教育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的心态往往是“扶强扶弱”，即多支持就有一定实力，甚至可以打到“双先”。类”地方高校。

虽然一些非省会地方政府也出台了一些扶持区域内高校的政策，如镇江市“十四五”规划，但支持江苏大学和江苏科技大学打造“双一流”。 -类”大学；新乡市“十四五”规划支持河南师范大学争取“双一流”建设，但这些地方数量较少，基本分布在较发达地区。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财政投入是一个重要的杠杆，政府将利用这个杠杆，更加合理地在不同地区配置高等教育资源。”别敦容说，分布太均匀了。自然资源不能形成合力，过分强调“扶强不扶弱”也会导致不同地区之间高等教育资源的过大差距。如何把握这些之间的平衡，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高等教育土壤贫乏

在专家看来，地方高校向中心城市迁移，还有一个更大的背景，即国内知名高校的学校。几乎所有站点都在直辖市、省会城市和中心城市。普通地方城市很难发展高水平大学。

今年4月，上海软科发布了2021年上海软科中国600强排名。50强大学中，有18所高校位于直辖市，地处省会城市。有28所大学，其余4所大学分别是厦门的厦门大学、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大连的大连理工大学和苏州的苏州大学。

相比之下，一大批国外知名大学在小镇发展数百年，最终都离不开小镇，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留学小镇模式”。比如剑桥大学位于剑桥农村集镇，康奈尔大学仅位于伊萨卡小城……

对于那些仍处于“小城市”的本土大学，可否借鉴这种“留学小镇模式”？

对此，刘国瑞直言，欧美国家形成的“留学小镇”现象有特定的历史和国情，我国尚不具备大规模复制的可行性。

“这是因为大学的生存和发展不仅受到前面提到的需求、资源和空间因素的影响，还受到交通、宜居环境、就业、教育、待遇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刘国瑞说，目前我国城乡差距仍然较大，短期内难以改变。

本世纪初中国部分地区出现的“大学城”，可以说是地方政府对校城模式的一些探索。但是，由于它只是把高校聚集在一起，没有与周边城市的发展相结合，也没有与地方经济和企业发展形成配套体系。因此，在崔玉平看来，这些尝试都没有在高校开展。有一种“化学反应”。

“这背后的症结在于，高校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关注不够。”崔玉平说，时至今日，大量地方高校依然重论文、重科研成果。如果他们想在某个地方长期生存并最终建立牢固的联系，实际上是靠他们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贡献。

不过，在别敦荣看来，这仍不是学真模式在中国难以复制的根本原因。

“坦率地说，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实施校城模式的前提是大学本身和相关政府管理部门不能浮躁，能够静下心来，让大学在一定的区域内“成长”自然”并逐渐与当地融合”。他坦言，在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的环境下，一所大学很难有这样的“心态”。

“有一件事是显而易见的。”别敦荣表示，在各种“项目”和大量排名的影响下，高校将陷入盲目比较、恶性竞争的环境，行政权力对高校发展的影响仍然过大。大的。 “至少在现阶段，中国的高等教育仍然缺乏按照大学的逻辑稳健运行大学的土壤，而这种土壤正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所急需的。”